國内民企哀鴻遍野?專家:信心是個很大問題!

時間:2019-06-06 05:58:15 作者:會飛的魚

  2018年9月16日下午,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的“紀念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讨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主題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

  以下為論壇發言主要内容:

  主持人 樊綱:

  今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開放40周年,同時也是50人論壇成立20周年,50人論壇就發揮我們的功能,我們是做論壇,我們是以讨論40年的改革開放的成就和未來要進行的改革與開放和進一步發展所需要采取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我們來以讨論這個議題來紀念我們50人論壇成立20周年。今天大家同聚一堂,我們一方面來讨論嚴肅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來慶祝回顧50人論壇的20周年。

  20年來,50人論壇的發展離不開在座諸位專家、學者、50人論壇成員的努力付出,我們都是忙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但是大家聚到一起,确實讨論了很多問題。在此我代表學術委員會表示感謝,也得到了各界媒體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們就大家共同鼓掌,來結束關于50人論壇20年的紀念闆塊。謝謝大家!

  下面論壇開始,我們請五位50人論壇專家作為主旨發言,但是主旨發言每人隻有十分鐘,我們開個頭,今天來的人很多,大家開始舉手發言,争取大家都有發言的機會。

  第一位發言是吳敬琏老師。

  吳敬琏:

  非常高興迎來我們改革開放40年和我們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立20年這個喜慶的日子,我想講幾點意見。

  第一點意見,我們怎麼來進入來紀念改革開放的40年和50人論壇成立20年。我想最好的紀念這兩個喜慶的辦法就是認真地回顧我們這40年和20年的曆程,總結這40年和20年的經驗和教訓,從中找出我們之所以取得這麼偉大成就的原因。找到這個正确的方向,找到正确的路徑。然後從我們40年和20年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我們今後前進的方向和路徑,來指導我們今後的行動。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好的紀念的辦法。經過這樣的研究、分析、思考和總結,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徑,砥砺前行,這樣就能夠取得更大的勝利。

  第二點意見,什麼是我們改革開放40年的基本的經驗和教訓和我們50人論壇工作的主要的經驗和教訓,當然可以從各個角度去觀察、去界定,而且會有不同的意見。就我個人來說,我認為40年的主要的教訓就是一定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而且由它适合于我們情況的方法去執行這樣的任務。

  在這40年中,凡是我們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推進得比較好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都表現得比較好,人民群衆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較多的提高,社會和諧的這種氣氛就能夠保持甚至改進。反過來說,當改革進行得不順利的時候,甚至出現了曲折的時候,那麼我們整個社會主義的建設的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各方面的進步出現了減慢甚至出現了倒退。

  我想這是我們一個基本的教訓。當然,這個教訓是不是總結得恰當,還是需要我們大家在這個40年、20年的節日裡面,大家來共同研究、共同讨論。

  第三點意見,因為我們的改革是在一個目标的指導之下,是曲折地前進,40年的過程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那麼研究這樣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夠使得我們加深我們對于改革經驗和教訓的認識的深度。比如說我們70年代末期開始了改革,當時大家都覺得這個總的方向是市場取向,或者當時的說法是叫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但是到底這個市場經濟是什麼樣,因為我們跟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的主流已經隔絕了多年,所以是用一個基本上是蘇聯學來的他們那套政治經濟學在解決問題。進行了幾年以後,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現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就是推向計劃經濟為主。

  經過了這個曲折,在1984年總結了這個教訓以後,就進了一步,就是三中全會我們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者叫做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但是那個時候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什麼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者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各自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所以它經過了整個80年代中期的反複的讨論、選擇,經過這一段争論大緻上在1985年,1985年就是全國黨代表會議讨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者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經濟,經過讨論、争論,最後選擇了我們如果用科爾内分類法,就是2B模式,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模式,黨代表會議通過了關于七五建議裡面叫做三團結的改革,就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争性的市場體系和适合于商品經濟的宏觀條件體系,這通常叫做七五三條,這七五三條實際上就是由科爾内的話來說就是2B模式。但是這個又出現了曲折,1986年開始是叫做配套改革,但是幾個月以後覺得這個東西執行不下去。所以到了1987年,就選擇另外一個東西,叫做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國家調節市場引導企業。按照科爾内分類來說,這就是他說的1B模式,這是一個不成功的模式。這個影響一直延續到後來。

  到了1988年和1989年的風波以後,又出現了一次曲折,認為這種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還是沒有能夠突出計劃,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本來有人是主張回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小平說不能改,一個字不能改。所以就變成了叫做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經濟的性質還是計劃經濟,這是個總框子,于是就出現了三年的經濟衰退。這個曲折導緻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會确定了我們改革的目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别是過了一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了50條綱領,确定了要建立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市場提議,使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個決定的貫徹使得我們在世紀之交,中國經濟真正騰飛了。

  可是到了本世紀初,21世紀初期,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現了新的曲折,就是認為要強調國家的管理,強調國有經濟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現了某些國進民退的現象。但是很快這個曲折又引導我們,使我們能夠在十八次代表大會做出了一個曆史性的決定。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改革的綱領,這個改革的綱領應該說在我們改革的過程中比起十四屆三中全會的綱領更加豐滿、更加準确,而且對于改革的目标設定的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這336項的改革,是覆蓋了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現在看起來也是非常恰當的。

  所以我們雖然有很多曲折,但是所幸的是,經過每一次曲折,其實我們都上了一個台階。所以我們現在認為,就應該在這樣的基礎上,把十八大以來做出的各種決定落實到位。

  第四點意見,現在我們經濟因為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我們的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方式的轉型也沒有到位,所以就出現了一些問題。總的來說,我們把它形容為一種翹翹闆式的經濟運行狀态。也就是說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資去拉動經濟增長,而大量的投資又造成了杠杆率的過高,造成了系統性風險出現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之下,宏觀經濟政策就很難處理,你要降杠杆,增長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長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就增大。那麼有沒有出路呢?有人說這怎麼弄呢?沒有辦法。其實是有辦法的。它的關鍵就是要提高效率,隻要能夠提高效率,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能夠解決。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歸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說到底,要解決我們當前的這些問題,就是要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決定,特别是要貫徹十八次代表大會、十九次代表大會、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這些決定,把它落實。看來這個落實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最後一點,我建議一下我們50人經濟論壇可以一項一項來讨論,上一次我已經說過一次,336項一項一項的讨論,需要調整的就調整,在我看來總體來說是适當的、是正确的。當然,需要調整的地方要調整。

  如果說這些東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應該堅決的貫徹。現在出現有些現象值得注意,比如說今年年初說是要消滅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這都是一種不諧和的聲音,但是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過辯論來達成一緻,一項一項的把它落實。

  我們50人論壇應該在理清思想、推動改革上做出我們的貢獻。謝謝!

  樊綱:就像吳老師說的,我們50人論壇每年都有若幹個課題,這個課題分成一項一項的,課題往往針對某一個方面改革做一些專題性研究。那些研究可能不對外界開放,但是确實是50人論壇的一個使命,是工作的一項。

  下面有請樓繼偉發言。十分鐘時間。

  樓繼偉:

  謝謝吳老師,謝謝樊綱。吳老師剛才從曆史和改革各方面的維度講了一下當前的使命。我就比較簡單了,我就講一個方面,重點講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其實這并不是一個新命題,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一直進行這方面的改革。但是,問題仍就不斷地冒出來,以不同的面貌冒出來,所以不得不再次強調一下這項改革。而且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取得真正的實效。

  概念我想說一下,經濟發展通常面對總量問題和結構性問題交織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辦法應對,後者發生在經濟的供給側,即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産要素配置的機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經濟學原理和國際比較所稱的“結構性改革”,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求側沒有改。

  結構性改革的必然發生在供給側,但需要需求側方面政策的配合,因為供給側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長期見效,有的是當期就很快見效,可能需要需求側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關注供給側,不要總惦記着需求側的刺激政策。

  我們回顧一下世界經濟的發展史,比較典型的是“裡根新政”、“撒切爾改革”等,都是結構性改革,都是危機推動的被動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撒切爾改革”的時候,英國叫做“英國病夫”,“裡根改革”的時候,企業所得稅的邊際稅率超過70%,企業不願意投資,經濟出現危機。近年來,我們着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顯現,但是總體來看,改革還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還有進一步加快的空間。

  “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産能過剩、庫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過高、短闆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提出的來的工作目标和任務,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現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務當手段。“去産能”就下指标,給各省下指标。按說說的是環境标準、安全标準,包括有可能是技術性的這些質量标準,不符合這些要給企業時間改,實在不行就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當手段。

  這個就是采取傳統的辦法,靠行政手段,屬于計劃經濟時代的“關停并轉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進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約生産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體制機制障礙,要讓市場起作用。

  說一下供給側改革的改革,分着說一下勞動力、資本、土地。勞動力方面重點是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加快改革戶籍、養老、醫保等制約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這方面談起來太多了,點一點吧。

  最近一段時間,個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搶奪高端人才,這是我們勞動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業,相應需要四名所謂中低端的人口服務。如果把所謂低端人口清光了,勞動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謂高端行業的經營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會刺激移居、移出國外。

  另外,要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流動性,在制度上促進勞資雙方的平衡。2015年,OECD測算,我國對于非臨時職工的保護在全球72個國家中排名第二,僅次于委内瑞拉在查韋斯極左翼的政府時期制定并沿用至今的相關法令。

  我們的實際感覺是我們的排名比歐洲高出許多,但是我們的勞動力市場因這個因素造成了扭曲,還不如歐洲,怎麼回事呢?因為我們不是都依法辦事,在法律層面執行的還不夠嚴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規經營的企業更加困難;另一方面對善于靈活變通的企業留下了尋租空間,對社會道德是負激勵。

  勞動力要素方面講了很多,我隻講一兩點。在資本方面,重點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前段時期,我們過度地混業,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亂象,在風險集聚的同時,也不斷地提高資金成本,加劇實體經濟的困難。習總書記強調:“金融要回歸本原,為實體經濟服務。”

  目前,治理金融亂象的時候,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時候,我們确實到了水落石出的階段,出現了大量的風險,無論是P2P,無論是保險公司的風險期限錯配,無論是小銀行的風險暴露,一方面帶來社會安定問題,一方面特别是對中小企業融資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們一邊要降杠杆、去風險,一邊要認真思考,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資本市場,發展什麼樣的經營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就我看來,目前這種大混業的模式是絕對不行的,會引發高風險。

  在土地方面,重點是加快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帶有一定的公共性,沒有自由的土地市場,一個國家的土地面積是有限的,錢是可以印出來的,地是印不出來的,所以土地天然帶來的公共性,所以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對不同所有制的,要有進入市場的通道,要大力推進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會文件提出,在符合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不要忘記前面還要符合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這方面我是覺得改革有一定的進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後面,沒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沒有注意後面,所以仍舊處于試點階段,還沒有全面推開。

  簡單點一點三個生産要素方面一些改革和重點,實際上就是常說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産函數中的α,這個生産函數Y,就是13個要素,勞動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資本capital,前面有各個回歸系數,所以前面括号之外成立一個α,為什麼成立α?因為這個公式做出來是總供給,但是一回歸曆史發現,得出來不是當時的總供給了,為什麼呢?因為α在變,通常就被解釋為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解釋為α。

  我們的結構性改革其實就着眼于這個神秘的α,也隻有将結構性改革落實到位,才能真正将α釋放,提高全要素生産力,提升我們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謝謝!

  白重恩:

  下面我想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在市場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我們經濟增長到底是怎麼取得的?因為經濟學中都是說,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制度,經濟增長是很難實現的,但是我們的制度基礎并不是那麼穩固,但是仍然取得了經濟增長,到底是為什麼?

  第二,如果說過去有一些機制,使得我們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仍然能夠獲得增長,那麼這樣的機制未來是不是還是有效?

  第三,如果未來會有效的話,未來我們怎麼辦?

  第一個問題,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來這樣一個答案,盡管在中國,我們的企業如果都照章辦事,剛才世界銀行的那些排序都是按照如果一個企業照章辦事會遇到多大的困難,如果我們的企業都照章辦事,确實很多事都很難,但是我們有一些企業在它的發展中,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幫助,這些幫助可以他們克服制度的障礙。我們把它叫做一種特惠模式,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況下,營商環境不完善的時候,地方政府會為某些特定企業提供特殊的幫助和保護,使得這些企業可以克服不良的營商環境,對它發展所造成的障礙。

  特惠的模式到底在什麼條件下,能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呢?如果說我們能夠很快地建立比較完善的普惠制度,當然也不需要特惠,但是完善的普惠制度,要形成是非常艱難的一個過程,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在普惠制度還夠完善的情況下,如果也沒有特惠,某些企業也得不到幫助,大家都得不到幫助,可能所有的企業都不能實現它的盈利和潛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特惠盡管不公平,但是還是使得某一些企業得到了發展。

  當然不公平的問題就要看它帶來的損失有得大,如果說特惠的對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業,肯定是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如果說特惠的對象是一些效率比較高的企業,那麼經濟就可以獲得增長。那麼是什麼樣的機制使得這些特惠的對象是相對比較高效的企業呢?剛才在前面加深了幾個詞,一個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勵。地方政府選擇那些特惠對象是受到激勵的引導,那麼到底什麼樣的激勵使得地方政府願意選擇這些效率比較高的企業來成為特惠對象呢?我們說,是從他個人的收益來考慮。這種收益不是那種狹義的個人的經濟收益,可能是他的成就感,可能是他的政績,當然也有可能是狹義的經濟收益。我們認為在過去這一段時間内,地方政府有這樣的激勵,選擇這樣的比較高效的企業,作為它的普惠對象。

  問題是這樣一種特惠的模式是否可持續呢?就要看特惠模式到底它除了可以幫助某些企業得到比較快的發展之外,還有什麼問題?剛才我們說到有不公平,不公平可能帶來資源的錯配,如果給我們一些企業提供很多資源,其他企業要獲得資源就比較難,這就會帶來擠出效應,資源配置不公平的問題。如果說特惠對象都是低效的企業,不僅不公平,而且效率有很大問題。但是如果特惠對象是比較高效的企業,對效率的影響就不是太大。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勵來選擇這些有效率的企業來幫助之外,還要有能力。我們在追趕型的經濟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來識别哪些行業是下面這個階段可以比較快速發展的行業,所以識别比較高效的特惠對象還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經濟發展,随着追趕型的特征越來越弱,要讓地方政府還能有效地識别高效的特惠對象,變得越來越難了。所以我們過去的這種特惠模式,在未來能夠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小。

  這種特惠模式還帶來很多其他的問題,比如腐敗問題、地方保護,因為地方政府保護了某些企業,願意保護他的特惠對象,使得非特惠對象很難進入本地市場。另外,特惠對象跟他有比較密切關系,特惠對象是消費者,而是某些企業,所以消費者利益得不到足夠的重視。當地方政府适應了,很喜歡特惠的模式當中,因為從中得到至少有權力選擇哪些特惠對象,沒有很強的激勵改善普惠制度,這是一個長期問題。最後一個是特惠模式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有些全國性的問題,地方政府沒法解決,比如保護知識産權方面,地方政府無能能力。

  長期不可持續有這種問題,要實現特惠向普惠過渡,這是具有極大挑戰性的過渡,地方政府有能力改善普惠的制度,其實制度的形成,不一定全部從上而下,有很多制度細節從下而上,需要通過摸索,才能知道怎麼做得更好,如果地方政府沒有激勵,其實是很困難的。這樣的激勵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這也是一個問題,過去在特惠的制度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很難程度上受到特惠對象的影響,但是為了讓他有激勵,完善普惠的制度,應該說有更多的企業、更多的消費者,能夠對地方政府施加影響,才有激勵建立普惠制度。所以我們怎麼來讓更多的企業和更多的消費者,對地方政府行為方面産生比較大的影響力,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另外,形成普惠制度需要的過程很難,完善的普惠制度沒有形成之前,在這個過渡期怎麼辦?在這個過渡期,如果說我們減弱了地方政府提供普惠的能力或者是激勵,都會帶來短期的一些問題,我們是否要想辦法來克服這樣的問題。

  形成完善的普惠制度很困難,簡單地講一下世界銀行排序當中比較落後的地方,比如設立企業,有了比較大的進步,從158名到93名,似乎是進步很大,但是這個是對于某些企業,很多企業因為簡政放權确實更容易設立企業了,但是仍然有很多領域有很高的這種準入障礙,這些在它的數據中都反映不出來,所以在這方面,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麼納稅這方面有退步,相對來說我們的稅收負擔跟其他國家相比我們負擔越來越重。這方面我們為了實現經濟結構的改善,希望有更好、效率更高的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盈利空間,更多地去投資,來改善環境,降低他們的負擔是一個方面。在社保征收和營改增的征收能力都改善的情況下,當征收改善了,我們就有空間降低法定的繳費率和稅率,這樣可以為我們企業降低稅負。還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普惠金融制度也是非常困難,投資者保護怎麼來讓投資者有信心來進行投資,這也是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還有很多方面。

  最後,總結一下,面臨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優的安排,是次優的安排,普惠制度還不完善,特惠制度還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會長期有效,随着經濟發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我們要盡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麼來提供動力,來完善普惠制度,這是我們特别需要考慮的。同時在普惠制度還沒有完善的情況下,我們是否還要容忍一些次優的安排,這是我想跟大家彙報的。謝謝!

  林毅夫:

  很高興參加這個會,我講三點意見。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學家做了許多貢獻,中國兩個百年目标的實現,經濟學家還要繼續發揮作用。在1978年我們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标,我們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20年前,50人論壇成立的時候,我們的人均GDP隻有850美元,還是低收入國家。經過40年,每年9.5%的增長,去年我們的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變成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并且也是在過去40年當中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所以能夠取得這樣亮麗的成績,當然主要的是黨中央國務院英明決策推動改革開放的結果。但我們作為經濟學家,也不斷地給黨中央國務院各級領導出謀劃策,我想也是有一份的貢獻。

  雖然過去40年的成績很亮麗,不過我們經濟當中還存在各種問題,包括像收入分配的問題、腐敗的問題、環境的問題等等一系列,并且距離兩個百年目标想要達到的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強國,還有很長的距離要去做。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怎麼樣克服我們體制性的問題,抓住時代給我們的機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同樣,需要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領導,也需要我們作為經濟學家深入研究問題、出謀劃策。這是第一點看法。

  第二點看法,中國經濟學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進行理論創新。固然,如果隻看我們自己國内的經濟,确實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問題,不管收入分配、不管城鄉差距、不管腐敗等等,但這些問題出現的時候,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走的一個漸進雙軌的方式,政府保持了對市場進行太多幹預所導緻的結果。但是仔細去想的話也不完全是這樣子,比如說在80年代、90年代,同樣給我們在進行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前蘇聯、東歐國家,他們試圖一緻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引進到他們的國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取得的結果是他們的經濟崩潰、停滞、危機不斷。基本上我們存在的每個問題他們都存在,而且從某種角度來講,還比我們更嚴重。所以并不是簡單的講說我們現在有很多體制不完善導緻這些問題,并且在我們自己的改革經驗當中也經常出現,有很多出發點非常好的改革措施,從理論上面講非常清楚,應該是好的。但推行的結果常常是跟原來的願望相左,甚至把問題還搞得更複雜一點,所以不得不倒退。

  那麼為什麼出現這樣的情形呢?不可否認,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當中,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或者是世界上的這些發展機構,總是以發達國家現有的理論跟現有的經驗來看我們存在的問題,希望用那些理論跟經驗來作為我們改革發展的參照。但是我們知道,理論的适用性決定理論的前提條件,經驗的适用性也決定這個經驗産生的前提條件。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前提條件當然跟發達國家不一樣,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論模型不一樣。以那樣的理論做參照,經常會出現我們所講的“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我們經濟學家如果想對我們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推動中國的發展,非常有需要自己深入了解中國的經濟現實,從中國的經濟現象當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動員的資源、推動改革前進的動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論。

  這樣的理論能夠比較好的讓我們了解過去這40年的轉型為什麼能取得這些成績,同時還存在這麼多問題,這麼多問題怎麼來解決才會真的有效,使我們的理論能夠從認識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統一。現在經濟學的理論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認識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蒼白無力。我們希望我們作為中國的經濟學家,這場改革開放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難得的最大的實驗,從這場實驗當中我們自己來總結經驗、提出新的理論,這也是總書記在2006年5月17号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這是一個需要理論的時代,必然産生理論;這是一個需要思想的時代,必然産生思想。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經濟改革轉型最重要的是在經濟方面的這種體制的改革,我們作為經濟學家不能辜負這個時代,在政策研究的過程當中,也同時要進行理論創新。

  我第三點看法是,中國經濟學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們不僅是要關心中國自己的事,而且要關心世界。中國的崛起、民族的偉大複興,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當大的程度決定于中國的發展是不是給其他國家帶來共同發展的機遇。而這方面我們不僅要做,同時也要會說。比如說現在中美關系,大家在打貿易戰,可是我們知道貿易是雙赢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樣能夠真正的有理有據的讓美國學界、理論界、民衆能夠了解中國的發展、中美的貿易會促進美國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崛起能夠給美國的企業提供更大的利潤空間,這是互利雙赢的。

  同時,現在85%的世界上的人口還生活發展中國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國變成發達國家,但到那時候還有66%的人是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中國發展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到2025年左右又是一個高收入國家,那我們對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原來過去發達國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一樣,應該負有更大的責任。

  但如果回顧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的發展跟合作的格局,發達國家如果從錢上面來講,花了不少錢。根據我的統計,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超過三萬億美元,但是真正能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國家非常少,能夠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國家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講的思路決定出路。因為發達國家在提供發展中國家援助的時候,通常是沿着他們的理論、他們的思路、他們的經驗來做的,結果出發點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麼中國變成一個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對世界上要承擔更大的責任的時候,我想應該要理解為什麼過去的發展沒有效果,因為從發展的角度,比如說這幾年我們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從農業到制造業到服務業,從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這樣一個轉變的過程。在這個轉變的過程當中,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少數幾個發展成功的發展經濟體,他們也有共同的特點。都是抓住國際勞動力密集型産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然後來抓住那個窗口機遇期,讓他們從農業社會變成現代化工業社會。中國現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從世界的制造業大國當中的有很多勞動密集型産業,會逐漸輸掉比較優勢,我們的勞動力密集型産業怎麼向世界轉移的窗口機遇期。當然,要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必須有一些條件,比如必須有基礎設施的完善。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2013年以後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過去18年來我們講的中非合作發展,強調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強調産能合作,這确實是可以給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繁榮帶來一個曆史上難得的機遇期。當然,他們要怎麼抓住這個機遇期,我們必須要有理論的指導,就是怎麼樣來改變他們的發展思路的問題,這也跟我前面講的理論創新相關。

  總的來講,在1995年的時候,《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的時候,我寫的一篇文章當時提出,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的世紀。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們作為經濟學家,一方面要繼續貢獻我們的智慧,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讓我們的經濟能夠繼續乘風破浪往前進,同時提出新的理論,才能夠讓我們的改革發展更順當地進行,并且以我們的理論、我們的思路以及我們的發展、援助來幫助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也同樣能給發達國家創造出的機會,同樣能夠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時代的到來。謝謝。

  楊偉民:

  我覺得我們50人論壇以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來紀念改革開放40年和50人論壇20年,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最近一個時期社會上對改革的質疑多了起來,這裡邊有來自國外的,也有國内的。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剛才吳老師回顧了若幹曲折的過程。但是我覺得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仍然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關鍵一招。

  新時代不是要還改革,而是必須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虛改革,必須要啃硬骨頭,不是假骨頭,必須落地有聲。

  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我覺得有這樣幾點個人的看法。

  第一,從總量擴張到高質量發展。過去改革開放的很多措施其實就是為了速度、為了趕超。當時是必要的,但是也給政府決定資源配置一個理由。新時代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要由市場來決定資源配置。因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方式。現在我們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個時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大量的資源配置還是在由政府決定。所以我們必須正确處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關系,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幹預、直接配置,這個其實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但是36條裡沒有這句話,沒有這件事,沒有人去落實。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多一些市場說了算。

  第二,要從不平衡發展到平衡發展。過去我們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過去的改革包括開放也是基于這樣一個判斷的。進入新時代,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了,所以下一步的改革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人民需要什麼就改什麼。我記得總書記講過類似的意思。所以要通過改革,要以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為導向,通過改革形成一些機制,比如說能夠自動地糾正經濟結構性失衡、經濟的金融化、經濟房地産化的這種機制,我覺得這三者是現在我們重大的三大失衡。現在靠政府來幹預是解決不了的。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術、城鄉區域協調、公共服務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綠色低碳循環的體制機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保障人權、依法辦事、司法公正的制度。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後是更多體現在我最後說的一句話上,而不僅僅是經濟億發展的問題。

  第三,從所有制改革到産權制度。過去我們認為所有制是決定社會性質的決定性因素,過去我們也注重了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是今後我們應該淡化所有權,強化産權,如果總是在所有制問題上争來争去,就很難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的束縛,像國企、國資、土地制度、農村宅基地、科研人員擁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權等等,改革就很難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我認為現代經濟當中相對于所有權,産權更重要,所有權也不是決定社會性質的唯一因素或者決定性因素。産權制度是對所有制的深化,無論所有權是誰,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轉讓、租賃、收益等産權,國家既要保障所有權,也應該同等程度的保護所有權派生的使用權、經營權、承包權、知識産權等等。

  第四,從商品市場化到要素市場化。過去的改革我們在商品市場化方面取得了極大的進展,現在除了房子和汽車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買賣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務消費者都可以自主選擇了。但是相對于商品市場要素市場化的改革是明顯滞後的,戶籍制度改革制約了勞動力和人才流動。資金運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視,很多金融機構用所謂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場規律、金融規律,導緻資金配置效率越來越低下,城鄉土地無法自由流動,農村基地建設用地和農村宅基地還沒有進入市場等等,所以新時代的改革必須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從簡政放權到減政減權減稅減費。過去我們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舉措是簡政放權,是簡化,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在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時代僅僅是“簡化”這種簡政放權還不夠,需要同步的推進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比如減政就是要減少政府機構,縱向部門的改革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進行了比較大力度的改革,現在正在落實當中。同時我覺得還有一個方面就是我們各級行政單位應該減少行政層級按,現在我們老說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實不到位,所以檢查是越來越多。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層級太多,現在是五級行政,應該逐步改為三級行政,中央、省、市(縣),市縣同級,這樣可以大幅度壓縮行政建制單位,大幅度減少鄉鎮和行政村的建制,适當增加城市建制,減少行政事業單位,省級特别是市縣級的政府沒有必要一樣粗的層層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權設置,都是幾大班子幾大班子,沒有必要。

  減權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減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權力。如果在三級行政的架構下,縣區政府可以不再負責轄區的經濟增長、财政收入、投資,主要應該負責本級政府應該負責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夠大規模的減稅減費。

  減稅減費就是要重建地方稅體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才能根本解決土地财政以及房價問題等等,降低并簡化增值稅稅率,降低社保的繳費率,逐步取消強制性住房公積金。當然這需要配套建設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機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但是現在争論很大,到現在有沒有出台。

  取消各類建設性的政府收費基金,廢止各級政府、各級财政資金對企業生産經營活動的直接補貼,現在的補貼太多。

  第六,從調動普通勞動力的積極性到調動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在創新發展的今天必須把調動科研人員和企業家等創新人才的積極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許科研人員包括職務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權。西南交大做得效果非常好,原來科研成果不能轉化,放在抽屜裡,現在基本上都能轉化了。讓他們成為科研成果産業化或者科研成果轉化的市場主體。過去都是由學校或者是科研院所來轉化,這個效果很不好。同時要保護民營企業的法人财産權和個人财産。

  第七,從國有企業改革到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過去改革我們主要集中于針對國有企業,但是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了國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場主體,三大市場主體現在都面臨着一些活力不足的問題,所以近期要針對這些問題深化改革,長期應該逐步淡化并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内注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我覺得這句話的背後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這種分類。

  第八,從漸次開放到全面開放。過去我們采取漸次開放的方針,主要是出口導向引進來為主,進入新時代,中國開放的大門也隻能是越開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開放的格局,所以我們應該形成全面開放的方針,不僅要擴大産業、領域、區域上的開放,更要在思想觀念、結構布局、體制機制上來擴大開放。

  就講到這裡。謝謝。

  樊綱:

  我們抓緊時間,大家聚一次不容易,今年等于我們多聚了一次,20周年,大家都很多話要說,改革開放40年,大家都很多想法,以及對未來的建議等等。誰開始舉牌?

  王一鳴:

  謝謝主持人。中國的改革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我們過去自以為是比較适合國情的,就是在雙軌制基礎上的漸進式改革,我們是先農村後城市,先在國企外圍培育一塊體制外力量,倒逼國企改革。先放開部分價格,然後再并軌。

  改革現在也帶來一系列的遺症,新體制的成長和舊體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過去傳統體制遺留的這種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較大的慣性,所以你會發現,改革過程中時不時遇到一些問題,就是政府對資源的配置幹預又會強化,就是存在幹預過多的問題,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

  再有,我們要深化市場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讓市場配置資源,政府就要讓渡權力,将政府掌握的資源更多地交給市場來配置,這個往往會遇到阻力。我主動地把權力讓渡出去、把資源讓渡出去,這個是一個難點。

  這種以雙軌制為基礎的漸進改革,兩種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導緻這種腐敗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我們以前經常自以為是比較好的一種模式,但是确實也帶來一些問題。

  那麼它的目标應該是向單軌過渡,就是要下決心向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進。

  我們1993年就确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标,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确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既然是決定性的,就要下決心往這個方向走。

  下一步往這個方向走,現在最大的雙軌,現在就在要素市場,商品和服務經過30多年,将近40年改革,基本市場化了,99%以上市場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雙軌制。

  剛才樓部長講到供給側改革,核心也是這一塊,就是土地、勞動力、資金,包括技術、人才,還有現在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信息,信息以後對經濟的作用會越來越大。

  我們土地還是典型的雙軌制,就是它是隔離了,實際上我們是雙軌的土地,為城市化在積累資本,以前是公共産品剪刀差,積累工業化的資本,現在城鄉土地剪刀差,積累城市化資本,這種制度可能在特定的階段,它是起到積極作用的,但是現在帶來問題凸顯。

  城市和農村的這種勞動力還是有差異的,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中國P2P為什麼那麼多?比世界上多的多。中國的銀行為什麼那麼多非标産品?說明我們利率不是完全市場化利率,技術、價格的形成機制也不健全,人才、單位所有制還沒有完全解決,信息部門這種分隔體制,還有企業的壟斷,現在說平台型企業,以後針對信息資源的占有,不光是對經濟,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會越來越大。這個也引起了國際上學界的高度關注。這是第二個要素。

  第三個很簡單,我們現在約束機制逐步在強化、健全,不斷地健全。但是激勵機制沒有很好地去建設,我們改革實際上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那麼下一步改革,怎麼樣來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勵性的機制,這個可能是很重要的。那麼這裡面涉及到産權的激勵,可能是最好的激勵方式,我們怎麼在産權激勵上能夠動腦筋,想辦法,找到有的解決方案。

  我的發言完了。謝謝!

  盛洪:

  剛才吳老師講産權化最核心的就是市場化、法制化,這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學家的作用,50人論壇的作用,主要這幾個方面:

  第一,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要強調市場經濟的有效性。

  第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當中,我們還要提出如何過渡的步驟、方法、路徑。

  第三,在進入到市場化以後,其實經濟學家就沒有作用了,市場化最重要的特點,市場中的千千萬萬的人,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出決定,煥發出巨大的效率的提高。現在還有一個作用,當我們看到市場化可能會遭到破壞,或者遭到逆轉,我們也要出來提出警示,我現在想說的是,我們現在可能面臨這樣一種時刻。

  簡單地來總結一下中國市場化過程,就是兩點:第一,我們走向了市場化,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這樣一個轉變,就煥發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财富的湧流。第二,同時在市場化的初期,我們的政府的參照系是他們在計劃經濟當中獲得收入的參照系,所以他對市場化的這樣一個比較顯著的轉變,一時還是按照過去的參照系去分割國民收入中的一部分,當時那個比例比較低,換句話說,這叫做宏觀稅率。

  但是随着市場化的發展,财富的繼續湧流,同時我們的政府分割國民财富的這樣一種機制,沒有一種有效的約束機制,這種分割比例是越來越高的。

  前幾年我也提出來,大約是2010年以後到現在,我們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經增長了12個百分點。同時還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廣義的就是我們的所謂勞保等等這一方面,構成了我們的宏觀稅負。宏觀稅負高到什麼程度?其實我們前期有一些研究,最近又有一個報告在研究,但是這個報告現在沒有發出來。它提出了對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淨資産收益率做了幾個判斷,這個判斷是淨資産收益率在降低。

  我們用無風險利率加上合理的風險溢價,一相減,得出的數字是負數。意思是其實企業的利潤邊際已經被減沒了,甚至是負數了,這個數字是從2012年開始就是這樣,現在越來越低。

  今年以來是什麼情況呢?最近以來什麼情況?

  第一,今年上半年,我們的一般财政收入增長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

  第二,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遠遠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我們又搞了所謂的稅改,很多人已經明确指出,這個稅改其實是在增加宏觀稅負,減了個人所得稅,把勞保、資金等等這些東西,從人保部轉移到了社會局,有兩點的改變:

  1,征收的勞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來的基本工資,按照全部工資,這其實是增加了。

  2,稅務局的性質跟人保部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它一定會有強制性在裡面,它實際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勞保交款比率,實際上也增加了我們的宏觀稅負。

  我們要提出一個警告,我們的宏觀稅負已經高到了可能會使我們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謝謝大家!

  李揚:

  現在熱議的國進民退問題,我談一點粗淺的觀察。最近随着整個經濟大的格局發生變化,國進民退這個事情比較突出,我最近做了一些調查,不是那種非常系統的調查。接觸了一下廣東,尤其是深圳管國資的領導,以及浙江管國資的領導。得到的印象是說,他們這幾個我們印象中是民企,民營資本是最發達的大本營,現在國資在凱歌行進,覺得這是不得了的,趕到一個好時候。

  仔細分析為什麼在這些地方出現這樣的問題,大緻上四個原因。

  第一,整個形勢今年是有變,穩中有變,這個變還是不小。首先受沖擊的是民企,過不下去了。

  第二,我們最近幾年三去一降一補,使得産業鍊條相對的優勢地位發生變化。在上遊的賺錢,我們會看到統計局的數字,我覺得那個數字還是真的,國企賺得不得了,那是因為供不應求。但是廣大的民企是在中下遊。

  第三,影子銀行受到了抑制,過去民企大多數靠影子銀行來融資,随着資管新規的推出,當然現在有些調整,資管新規是斷了它的财路。

  第四,雖然說我們的主流政策上強調要給小企業、要給民企不歧視,但事實上是歧視的。所以很多企業過不下去了。

  過不下去有很多的辦法,其實已經有一輪下不去了,就怕跑跑,資産負債表整個沒了。這一輪我覺得是尋找國企做庇護傘。這一次的國進民退要分析,我甯願說它是在面對經濟下行劇烈壓力下的一個自救措施,就是說你不這樣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資金,你成本降不下去。你這樣做的話,它就活了。利潤就有了,就業就保持了。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國進民退這個事在中國也出現多次,這次出現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這是有利的方面。

  但是弊端恐怕也是顯然的,因為不管怎麼說,這是一個定論吧,國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還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來收益率不錯,但是是很特殊時期,而且是在政策保護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覺得它怎麼樣了。特别是我們看到有一些改變之後,開始派領導了,開始往這樣一些民企派領導、派書記等等,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來的生命力。

  這正是一個契機,是我們推進國企改革的一個契機。國企改革實際上我們是有現成的章法的。第一,管資本不管企業,這是一個機會,可以通過國企來收購的方式,注入了資本、注入了政策,你不要管企業,不要去派幹部,不要去把它的人一下子都換掉,不要做這個事。

  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借這個機會搞一搞混合所有制,因為國企改革這兩個方向應當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

  我覺得借這樣的機會我們恐怕要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如果在這樣一次浪潮裡,我們不認真落實國企改革的基本戰略的話,過兩年後果是比較令人堪憂的。

  其實我上次在50人論壇也說過,我們在另外一個角度有救市的問題,其實西方國家也是國有化私有化交替在做,在這個過程中是遵循市場規則的,所以這樣救市措施基本上都會使得政府當局,就是财政和央行是賺錢的,中國救市是不賺錢的,是賠錢的。如果考慮考慮像剛剛說的這樣一個方式的話,在最困難的時候進入,好了之後再賣回去,再還給私人企業的話,有可能我們會走出一個非常有效率的而且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路。謝謝。

  胡鞍鋼:

  我想簡要的回應一下林毅夫提的還是對的,就是我們現在中國經濟學家或學者怎麼樣更多的是從全球的視角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特别是未來。因為總書記說了一句話,我覺得還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百年世界會有大變局。

  我們2011年做了一個“2030中國與世界”,當時是用安格斯·麥迪森的數據,現在又進一步用世行的數據,基本上看到非常大的一個趨勢,就是南方在崛起。這麼講,特别是進入本世紀以後,南方的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50%,現在已經超過了55%。可能到2030年,保守的估計的話,可能會達到世界總量的2/3。如果到2050年的話,可能規模還會進一步的演化。因此,就改變了世界。如果從1820年到2000年,就是南北大趨異的時代,現在進入南北大趨同的時代。

  我們回過頭就要講,中國到底對全球的貢獻,特别是促進南北方差距的縮小,這也是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的一個目标。那麼現在中國所提出的方案,從20年前提出走出去的戰略到20年後現在我們已經形成了我稱之為三大計劃,“一帶一路”,亞投行的模式,還不光是這個,還包括絲路基金。特别是這次又成立了國際發展署,更加規範的去做ODA。因此,中國确實是在本世紀初提出抓住20年的戰略機遇期。如果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也抓住了。

  今後的發展來看,怎麼樣去創造和提供戰略機遇期,為全球特别是南方國家的崛起。

  我前面到非洲做了一些調研回來寫了一篇很重要的報告,就是全力助推非洲經濟起飛工業化,包括基礎設施現代化、網絡化、信息化等等。因為我們注意到2000年以後,非洲大陸整個經濟增長率已經超過5%。而且戰亂大體都過去了,現在已經進入到發展的一個時代,特别是這次中國和非洲論壇,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們也在考慮,我們能不能為這些南方的國家,我也回應一下林毅夫所提出的提供發展的經驗,發展的案例。

  因為最近我也是給非洲的一些部長他們到中國來培訓,介紹中國的五年規劃,還有其他的方面。他們非常感興趣,因為他們也有規劃。但是怎麼落地等等,他們都提了。

  第三個來看,确實有發展個理論。我想就這個問題我們還是有可能為這些國家創造最大的市場,至少從現在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為他們通過減免關稅,包括基本上是取消對最不發達國家的實行零關稅,能不能覆蓋到低收入國家甚至中等收入國家,給他們提供更大的中國市場。也包括了我們現在在非洲的技術轉移等等。在這方面還有相當大的潛力,我也覺得需要來認識。謝謝。

  吳曉靈:

  新時代改革新使命。

  新時代是我黨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标,為人民幸福安康、國家文明強盛而奮鬥的時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讓國家全面進入法制軌道,讓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能夠得到充分保護,讓人民選舉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權下依法行政。

  改革進入各方利益優化配置期,隻有暢通,通過法律手段調整各方利益,維護各方權益,社會才能避免無序動蕩。隻有在司法實踐中尊重律師的辯護權、尊重法官的獨立審判權、尊重社會輿論的監督權,我們才能不斷完善法律法規,讓良俗賞罰引領社會風氣的淨化和社會秩序的優化。

  近年來,司法改革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離黨所提出的讓人民群衆從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還有不小的差距。未來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過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穩定社會預期,增強社會信心。

  通過立法、司法博弈,調整利益,才能奠定社會穩定的基石。讓國家全面進入法制軌道,才能有效防止貪腐,避免中國陷入黃宗羲定律。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對建設法制國家有非常好的論述和規劃,新時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黨描繪的藍圖付諸實踐,讓全國人民能在陽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許善達:

  我談一個看法,我覺得我們國家現在有一件事需要大家來思考一下,就是我們對我們國家的科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間的定位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因為原來我們國家一般來說都是科教文衛,這些都放在一個口裡頭。我覺得從最近的形勢發展,我們各國的情況來看,我覺得科技應該有這麼四個重要的定位需要我們明确的。

  第一,咱們原來說過很多次的,科技是第一生産力,這個原來說過的。就是創造财富,科技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科技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講一個簡單例子,我們的手機制作的量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所有的利潤比不上蘋果公司創建智能手機的公司。所以它是靠科技來分配利潤,而不是僅僅是創造财富,還要分配财富。

  第三,真正的軍事實力,這裡面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很多軍事上的領先的東西,都是裡邊科技領先帶來的軍事領先。

  第四,現在在國際的政治、國際的外交,甚至包括軍事、經濟,各種國際關系裡邊,科技的影響越來越大。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中興的問題,一個懲罰措施讓你毫無還手之力,這就變成了不僅僅是一個公司的問題,而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是很多的。

  我想今後對于我們中國科技的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定位,和如何讓它能夠發展得更快、更好,所謂高質量發展,我認為對這個問題需要很好的來研究一下。

  這裡頭我感到我們跟美國、跟這些發達國家比較的話,在支持科技發展的制度上,确實還有很多欠缺。有些政策表面上看跟科技發展沒什麼關系,但是你真的仔細一推敲的話,我覺得我們很多的政策對于科技發展實際上還有一點負面的影響。所以我覺得對于整個圍繞着科技發展所需要創造的制度環境,我覺得需要做一個全面的評估,找出其中我們做得好的繼續往前推進,做得有缺點的怎麼改進,做得不好的怎麼把它廢除掉,需要什麼新的我們提出建議,進入決策考驗範圍。

  潘仲光:

  我想新生命應該就是要在科技方面要領先全世界,這裡我做一些具體的建議。

  我們現在所有的政府都在談的科技就是人工智能、無人工廠、機器人、區塊鍊、大數據,講難聽一點,都是下遊的應用,是市場應用,如果不掌握上遊的技術,這些應用也拓展不開來,我根據自己的經驗講幾個案例。

  大概三個區塊:新能源、芯片處理、顯示技術,這是上遊。新能源的聚變能以及立體光伏,在聚變能方面台灣同胞其實已經有世界紀錄了,但是他們找不到錢,所以最後還是把這些科技賣給日本人、美國人。

  在芯片處理方面,像台積電,他們已經在研發3納米,有很多教授在這個方面都是取得了世界紀錄。這方面他們也是找不到錢。

  在面闆技術,下一代可折疊、虛拟實境的面闆,比較可笑的是,我們國内有16家工廠,都是國有企業,他們全部去挖韓國人,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些韓國人的技術,三星現在是95%的市場壟斷,在下一代的顯示技術,他們全部挖的這些人都是三星的二流、三流的工程師,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三星的這些技術、LG的技術當初都是從台灣地區買過去的,或者學過去的。台灣反而是這些相關的技術人員,他們也是找不到投資人,因為國内剛才白老師有說過,政府有很多政策,隻能給國有企業,因為國有企業不會有資産流失的問題,但是它要給私人或者是私有企業的話,他們都是不敢的,這方面建議有一些改善。

  美國的科技當然研發還是世界第一,大家不知道的是,我的母校卡耐基梅隆,他們是願意跟合作的,你隻要出錢一起合作,這是光明正大的,而且這些專利都是可以合法轉移的,不需要做一些潛伏在某些機構裡面的這些人,這些都不需要做了,因為其實是有合法的做法,而且他們是非常歡迎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每年都有跟自己的母校做合作,我也建議我們的很多機構可以公平、公正、光明地跟這些機構來做合作,技術也是合法的轉移。謝謝大家!

  劉曉豔:因為我們來自市場,所以說一些對市場的現象的感受和觀察,現在奇怪的現象是,一方面政府執行力非常,各種重磅的改革政策層出不窮,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市場對深化改革的呼聲又比以往更強烈,這些現象是很奇怪的。而且一方面我們在推動生産要素的有效的應用,另外一方面又發現,真的是你覺得生産要素在發散,沒有在聚集,而是在發散。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有四個方面,請大家考慮一下。

  第一,我們所有改革規範的目的和目标是什麼,為了完成上面的任務,說要怎麼改就怎麼改,還是未來進一步推動行業的健康發展。

  第二,所有的各個部委、各個條線的改革措施,是不是應該更加統籌一些。有兩個方面:

  1,當你規範的過程當中,堵後門、側門的時候,前面要打開。

  2,各種改革規範措施,能不能考慮不要疊加。打企業打一拳可以,連續打五拳,不是變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趴下了。這種要考慮。

  第三,整個過程當中,是不是要對曆史性的一些問題,還是要有一些尊重,有些問題是30年,甚至更長時間形成的,想用短短一兩年時間去改變,有時候治病用重拳,這個不太符合中醫的原理。

  第四,法制沒有問題,非常歡迎用法制,要解決兩個前提,科學立法,有些時候,特别是一些行政規章,沒有那麼科學的時候,去嚴格地執行,其實行政管理要有一定的解釋權的,而且這個解釋權最好是職能部門和職能崗位去解釋,如果說你是換了一個非職能的部門和非職能的崗位去結實的時候,你會發現執行起來,整個社會就會繃的很緊,沒法再做下去,所以這一點是不是也是整個改革過程當中需要注意的,要不然的話,有些政策為什麼一出現會覺得嘩然,覺得很奇葩,誰在解釋一些行政規章,怎麼樣做到更科學的立法,這是我們整個法制化的前提。謝謝!

  馬建堂:

  大家都在主張、呼籲、期盼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那麼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有沒有标志性、試金石性的改革,有沒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有沒有真正讓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話,對民營經濟地位、作用、認識的再深化,可能是一個領域。

  最近這幾天,吳小平的這篇文章觀點引發了很多讨論,固然和吳小平這篇文章觀點比較糊塗、錯亂有關系,當然也和當下,大家特别是民營企業有一些擔心有關系,和對一些經濟政策的不甘心、不滿有關系,信心不夠,擔心可能是對公平競争和公正執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擔心,對于産權真正保護的擔心,有一些意見可能主要也體現在對減負負擔沒有明顯減下來、融資貸款仍然很難有關系,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怎麼看待民營經濟。

  過去我們對民營經濟的認識是伴随着改革開放全過程,包括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過程。最早我們認為它是利己的力量,後來我們認為它是有益的補充,再到後來,我們認為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還有沒有進一步深化的可能和理解?在座有很多民營企業的領導、民營企業的董事長,民營企業、民營經濟、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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